暨中党判决书_判决书中的“题外话”

来源:PS教程 发布时间:2018-12-25 04:36:41 点击:

  本刊曾在2010年4月下半期以《三岁男孩死后的林林总总》为题报道的三岁男孩坠楼一案,于2010年11月3日宣判。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认定,乐乐坠楼是“一起极为不幸的意外事件”,姥爷张先生不存在过错,但考虑到原告的感情,判令张先生补偿1万元。因为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本案法官做出了一份特别的判决书。
  
  开完今天第三个庭,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因为晚上还要加班,所以手头工作做完的同事已经去食堂吃晚饭了,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随手整理一下办公桌上的卷宗,正好看到(2010)石民初字第1538号卷宗。
  那是一起幼童意外坠楼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孩子乐乐意外坠楼身亡,因为不能承受丧子之痛,父亲李志坚在与妻子张晓雨离婚后,将照看孩子的前岳父张玉瑞告上了法庭,请求其赔偿各项损失30余万元。
  两天前,就这起历时近9个月的诉讼,我代表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那是我第一次宣判完后从法台上走到旁听席上,静静地聆听原被告方向媒体倾诉他们的心情。我关心的是当事人怨恨的情绪是否有些减轻。当听到原告李志坚对记者说“我希望张晓雨今后能够好好地生活”时,我紧绷的心情放松了许多,浓浓的疲惫也席卷而来。因为,开庭当天凌晨醒来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不由自主地又反复斟酌判决书草稿的一个个细节问题,其实,合议庭形成一致意见后,我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晚上反复琢磨案件中的法律问题以及判决书中每一段文字――这个案件太特殊了,从接手的第一天起,它就让我再难平静。
  没有沟通的家庭
  2010年3月的一天,助理照例把这段时间刚收的案件放到我的面前。我一本本地翻阅着,突然一份案卷跃入我的视线:一张医学死亡证明书、几张关于丧葬费用的单据以及一份调解离婚书。这是我刚从武汉休完探亲假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原本轻松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这真是一场人间悲剧: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撕碎了三个家庭的平静。既然他们选择了法律的手段,我想自己能够做的是尽快开庭吧。和助理一起安排了3月份的工作,我最终定在3月23日9时审理此案。
  第一次开庭时,因为李志坚在国外出差,他的父亲与委托律师作为共同委托代理人坐在原告席上。坐在被告席上的是被告张玉瑞的女儿,也即原告李志坚的前妻张晓雨和一位代理律师。旁听席上除了记者,主要是原告方的亲戚。
  随着原告方陈述起诉事实、被告陈述答辩意见,这场人间悲剧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而旁听席上也传来断断续续的哽咽声。我没有提醒旁听人员要注意情绪,因为看到卷宗里乐乐出事前的那几张活泼可爱的照片,我也很难受。
  随着庭审程序的进行,我越来越感受到长期压抑的家庭矛盾才是引发本起诉讼深层次的原因。当时,我提了一个和案件审理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为什么给孩子起“李佳宗祺”的名字?结果,孩子的爷爷和母亲都没有回答出来。虽然孩子的名字是父亲李志坚起的,但把孩子视为掌上明珠、心肝宝贝的爷爷和妈妈竟然连其中蕴含的祝福、寄予的希望都不太清楚,这一反常现象反映出这个家庭太缺乏沟通了。父子之间、婆媳之间以及夫妻之间都极度缺乏沟通,我想这大概是家庭矛盾产生的根源所在。
  对于已经逝去的小生命,这个案子没有胜诉、败诉之分,持续的诉讼程序、僵硬的裁判结果,只能对生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从接手这个案子开始,我就希望以调解的方式结束这场纠纷。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本人出庭更有利于调解工作的进行。果然,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时,原告的代理律师表示未取得当事人授权,所以不能进行诉讼调解。因为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申请法庭调取公安机关就这起事件的调查记录,故我又安排了下次开庭时间。考虑到原告李志坚即将回国,所以我把开庭时间定在4月底。
  最后,我把自己开庭的感受告诉了双方代理人,希望通过他们传递给双方当事人。当时马上就是清明节了,所以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可能本案原告、被告自己互相不会再往来,但也许会在同一时间去同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到那时候你们会对安放在那里的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说些什么,是相互埋怨吗?你们作为这个小孩直接法律关系上最亲近的人,自己好好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多矛盾,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也许在以后法庭会有一个判决,但那解决的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我想孩子也不愿意看到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不断互相指责、谩骂甚至走上法庭。在这个案件里受到伤害的人很多,孩子的父母已经离婚,你们还想把这个矛盾进行到哪一步呢?
  
  法庭上哭泣的父亲
  
  第二次开庭时,李志坚出现在原告席上。这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而被告一方仍然是两位代理人参加庭审。
  这次庭审的气氛比第一次要沉重许多,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法庭上看到、听到一位父亲哭泣。那种哽咽的声音,让人非常。记得庭审时,为了查明乐乐事发当日为什么没有按照习惯上幼儿园这一争议事实时,我向李志坚进行了相关询问,他用哭泣的声音回忆了一些片段:“我从越南回来只接过一次乐乐,那个白天我去市场给乐乐买玩具,因为头一天我给他承诺,乐乐原来不愿意上幼儿园,尤其是我回来以后,他就闹着找爸爸,我就对乐乐说,你听爸爸的话,我白天去办事,在幼儿园有阿姨、小朋友陪着你,我去给你买玩具,到下午的时候我一定去接你,带着你最喜欢的玩具,结果他就高兴地去幼儿园了。每次乐乐遇到困难时,我就去鼓励他,让他坚持,我就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我与乐乐的感情不次于一个母亲。那天不到四点我就到了幼儿园,但那天下课晚了,我就从玻璃窗望向我的儿子,他那种表情让我至今忘不了,他自己用牙咬着小衣服,站在小椅子上,当他看到我的一瞬间,冲着我乐了……而且我也忘不了事发当天,乐乐对我说,爸爸你别走,爸爸你别走,这一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如果我不出去跟她解决这个事情的话,我就不至于让孩子一个人在家里,我一定用生命保护他,所以我想通过法律的手段,还我乐乐一个说法……”
  这些伴随着哭泣声的陈述让人听得有些心碎。作为孩子的母亲,本案被告的代理人,我想她的内心也一定备受煎熬。
  虽然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看护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这一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我能感觉到孩子的父亲、母亲都很诚实。在遭受如此人间悲剧后,他们都表现出人性至善的一面。
  漫长的庭审终于要结束了,原告李志坚很明确地拒绝了法庭提出的调解意向。
  
  判决书中的题外话
  
  合议庭评议后,就由我负责草拟判决书了。当我厘清头绪,一点点还原查明的事实后,觉得有些残酷。一段相识相知、相偎相依的人生历程、一个鲜活的生命轨迹,只是转化成几行生硬的字符。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审理其他案件时没有的经历。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是看到这个案件前期的报道后,通过公共信息查询找到我办公室电话的。他非常关心这个案件的进展情况,询问了许多相关情况,我也在允许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回答;另外,我还接到被告所在小区的居民寄给我的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感受。我想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恰恰表明这样类似的纠纷已并非一个单纯的问题,因此,我想这个案件的判决书中需要法律以外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大胆地把一段“题外话”加在判决书中:“人的生命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无论何种方式,都不可能弥补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失去亲人的创伤,更无法挽回此次不幸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因此,本裁判仅为相关当事人行为之法律价值的判断,而非对逝去生命价值的评判。怨恨只能产生痛苦和伤害,虽然法律化解不了怨恨,但本院希望法律上的裁判能够成为这次不幸事件的终点。在乐乐短暂的人生历程中,曾经给三个家庭带来了和希望,虽然一场意外让这些停止下来,但快乐可以创造、希望可以延续、生活还要继续,如果在这场不幸中还有一丝欣慰,则是孩子的父亲、母亲还很年轻,你们有能力和义务,让暂停的快乐和希望继续下去,让亲人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这是对逝去生命最好的怀念,也是一切善良人们的共同期望。本院也希望因这次不幸事件受到伤害的,乐乐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所有爱护、关心乐乐的人们,都能化解怨恨、忘却伤痛,让明天好好地继续下去。”
  案件进行到这儿,作为一审法官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我的还是难以平静。前前后后,我也看到许多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评论,我深深地感觉到善良的人们所做出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友善的。我看到一些对小乐乐的父亲、母亲指责的评论,有些尖刻的语言甚至让我感到愤怒。在这起不幸的事件中,孩子的父亲、母亲已经承受着言语难以表达的伤痛,他们采取的手段寻求化解心中伤痛的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行为。我们为什么还要指责他们呢?身边发生的用暴力的手段解决争端的悲剧已经不少了,世人的冷漠、刻薄不也是导致这些悲剧爆发的因素吗?我想,宽容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的一种美德,只有懂得了宽容,我们才能友善地对待这个世界。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2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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